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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垃圾围城”怎么破 国外垃圾处理频支招

如今,发达国家先进城市的生活垃圾主要的处理方式是焚烧,尤其是土地资源缺少、经济发达、人口较多的城市。据统计,有35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建有上千多座生活垃圾焚烧厂,主要分布在欧洲、日本、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。欧盟19个国家共建有焚烧厂几百多座。土地辽阔的美国也有上百座垃圾焚烧厂。一些垃圾处理产业发达的欧洲国家甚至疯狂地从世界各地进口垃圾,展开激烈的“垃圾争夺战”。

  欧洲:法律促进垃圾处理科技发展

  欧洲有大约400个垃圾电厂,其中丹麦、德国、荷兰为热衷,仍在不断扩大规模,继续建造新的电厂。在欧洲,环保法规促进了垃圾发电技术的发展,欧盟对新垃圾填埋场的设立有严格的限制。目前这类垃圾电厂各种废气、废水的排放完全符合欧盟严格的环保标准,它们的排放量甚至只是欧盟规定上限的 10%到20%。焚烧处理完成后,收集到的酸类物质、重金属和石膏可用于生产或建筑,小部分无法分解的有害物质则被压缩,运到挪威峡湾的毒害物质仓库或者废弃的德国盐矿。

  丹麦赫斯霍尔姆是丹麦人均收入高的城市社区,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垃圾焚烧电厂,每天处理数千吨家庭垃圾和工业废物。电厂内安装有数十道过滤设备,捕获从汞到二噁英等各种污染物。近十年,这种新型垃圾电厂已经成为丹麦处理垃圾的主要途径。它们的广泛应用不但降低了丹麦的能源消耗和对石油、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依赖,还减少了垃圾填埋和碳排放,对环境也非常有利。丹麦现在一共有29个垃圾电厂,为这个550万人口、98个自治区的小国服务,还有10 个处于规划或建设中。

  奥地利维也纳施比特劳焚烧垃圾厂位于多瑙河畔。这个无粉尘、无臭味、无污水的垃圾处理厂不仅消化了大量的垃圾,还利用垃圾提供了蒸汽、热水以及各种有用的固化物。同时,它以绿色的垃圾处理方式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,成为维也纳的一个旅游景点和地标建筑。

在德国,垃圾是不进行填埋的,而是直接焚烧后发电。如今德国经济增长快的部门,就是垃圾处理业,每年产值有500亿欧元,从业人员超过6万,垃圾产业成为高利润的产业。因为垃圾处理要收费,垃圾焚烧厂不仅可以从垃圾处理中获得利润,还可凭借垃圾焚烧来供电、供能等增收。此外,根据德国法规,垃圾焚烧厂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不用缴税。因此,各地争先恐后地建垃圾厂,目前,德国已有68个垃圾焚烧厂,每年可处理包括工厂、办公室产生的生活垃圾近 1800万吨。据称,德国的垃圾处理企业能提供从收集、运输到再利用的一条龙服务,一家公司一年的营业额可达25亿欧元。由于政府的积极引导和主动投资,德国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垃圾处理产业体系,从业人员超过25万。在教育领域,德国的一些大学相继设立了垃圾处理方面的专业或课程,同时也提供针对垃圾处理专业人员的培训项目。

  日本:垃圾焚烧厂建在市中心

  日本通常将生活垃圾分成4类,可燃垃圾、不可燃垃圾、资源垃圾和大件垃圾,可燃垃圾包括衣物、废纸、皮革制品等,不可燃垃圾包括玻璃、陶瓷器、金属类等,资源垃圾包括瓶、罐、塑料瓶、报纸等。

  除了先进的垃圾焚烧设备和管理流程,日本在垃圾处理方面还有很多细节,第一,与居民建立互信。50年前,东京只有一个垃圾填埋场,后来处理场所在区居民抗议,才决定每个区产生的垃圾由本区处理。每个区建设垃圾处理厂曾遭到居民反对,有些区打了10年官司才开始建设,有些工厂与居民开了100多次说明会。正是因为有长时间平稳运行、所有信息公开、邀请居民参观等努力,工厂和居民有了信赖关系。第二,排放气体严格按照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排放,第三方机构会1个月来检查1次,二噁英1年检查4次,废水2个月检查一次。运行过程中,居民代表全程参与监督,相关检查数据全部公开。第三,东京垃圾处理的环保标准要比北上广更严格。有专门的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《水质污浊防治法》、《废弃物处理法》。

美国:垃圾处理也是“后进生”

  在垃圾焚烧问题上,也有走得不太顺利的国家,比如美国。

  焚烧炉曾给美国带来了严重的空气污染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美国民众环境意识觉醒,开始出现各类大规模的反污染抗议,1970年4月22日,2000万美国人走上街头“散步”,抗议环境污染,这一天此后成为著名的“地球日”。

  70年代后,美国开始进入环境立法的高峰期,先后出台了《清洁空气法》等19部环境法律。随着空气质量相关标准和法律的出台,数百个污染严重的焚烧炉被关闭,而新上焚烧项目的成本也急剧增加,这使得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大规模利用垃圾焚烧发电的同时,美国的垃圾焚烧项目却逐渐萎缩。

  美国民众也并不欢迎垃圾焚烧技术,据统计,全美有数百座计划中的垃圾焚烧项目因“别在我后院”的民众抗议而被推迟或取消。

  目前,美国只有15%的干性垃圾被焚烧利用,加拿大更是只有8%。而在这两个国家,垃圾焚烧的前提——垃圾分类也做得并不好。

  美国环保主义者艾伦·康奈特曾说:“我们问工程师的问题问错了。我们不该问我们该如何处理垃圾,而是该问我们该如何停止制造垃圾。”